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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案件存在的有案不收、有案不立的问题，为社会各界所诟病。

主要是：其一，中级法院以下实行适度的集中管辖。只有在进入行政诉讼之后，公民权利才变为一种现实的、受到制度保障的权利。

法院审理不服一审裁定的上诉案件，应当在第二审立案之日起2个月内作出终审裁定。其五，在反倾销案件中，行政机关计算的倾销幅度或者征收的反倾销税的数额错误的。不服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作出的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复审决定和撤销决定的案件。多年来，被告的平均败诉率大约在20％左右。与中止行政行为及规范之效力有关之程序。

其二，由法律规定的特定团体提起诉讼的方式。15.建立严格的原告保护制度。[2]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讲演和讨论，并没有形成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以及宪法解释学之间的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对话，只是冲击了中国主流宪法学的研究氛围，绽露出一些重大的、一直被主流宪法学遮蔽的中国宪制问题。

尽管如此，关于我的政治宪法学的历史意识还是明晰的，那就是，第一个现代中国-中华民国之创建，有着一个立宪时刻以及内在的宪法精神，由此构成了其古今之变以及制宪立国的革命与改良的路径，并最终通过清帝逊位致使一个现代共和国得以构建起来。如果历史主义最终归结到这种政治现实主义，那当然是历史主义的悲哀，是政治宪法学的堕落。[56]确实如此，按照规范主义或解释主义的一般宪法学，大可不必探究历史时代的特性，并予以定位，它们习惯于把一个日常政治状态视为天然的理论预设，似乎任何一种宪制都是如此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宪制或宪法创制是古今之变的产物，现代中国不是传统的王权帝制，而是现代国家，这个现代中国经历了百年历史演进，具体一点说，经历了从晚清立宪到21世纪的现代中国之一百多年的历史演进，政治宪法学首先要有一套关于现代中国的立宪史叙述。

在我看来，陈端洪的政治宪法学，只有政治或只有权力运行，没有宪政，没有规范主义。[11]参见强世功：《不成文宪法：英国宪法学传统的启示》，载《读书》2009年第11期。

【作者简介】 高全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没有原初的政治赋权，宪法就无从产生，司法宪政主义也就无从谈起。台湾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宪政民主体制，今天依然是维系着它的法统。应该指出，中国的党制国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中国人民的某种政治选择与政治决断。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端洪的政治宪法学既是非常激进的，又是异常保守的，说他非常激进，指的是其诉求的人民作为主权者的绝对性以及人民必得出场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激进主义的宪法学秉承了法国卢梭主义的政治理想主义，其宪法学的指向是不断的政治革命。从狭义政治宪法学来说，我与陈端洪的左派倾向是不同的，我愿与规范宪法学和共和自由主义比肩而立，从广义政治宪法学来说，我与强世功、朱苏力等的宪法社会学对立，我愿与许章润、姚中秋的历史宪法学和儒家宪政主义合流。后续回应参见郝铁川：《社会变革与成文宪法的局限性》，载《法学研究》1996年第6期。[36] 既然政治宪法学如此强调规范性价值，并且一再申言自己的规范主义，是否就与主流的规范宪法学或宪法解释学完全一致了呢？是否人们一直是在误解政治宪法学吗？显然不是如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激发出这一从生存主义到自由精神的宪法图景，其典型表述体现在八二宪法尤其是其后的四个修正案的制定上。这样一来，政治性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一个中心概念，政治与宪法的关系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中心问题，与此相关，立法权（而不是司法权）就成为政治宪法学的核心问题，人民、革命、制宪（而不是法官、司法、权利）就成为政治宪法学考虑的关键点，如何把政治宪法纳入一个现代国家的立宪精神的有机结构之中，并揭示其内在的发生、扩展乃至衰落的法则，就促使政治宪法学采用一种有机主义的方法论，我称之为生命一结构主义的方法论，指的是政治宪法学并不把宪制视为一种完全机械的制度，而是视为一种富有生命的制度，其中包含着立宪者的激情、理性与决断，是一个政治民族（国族）的实践性产物。

[38]参见宪制发生学的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我的三篇有关现代国家之动力机制的研究，参见高全喜：《战争、革命与宪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25]此外，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逐渐开始出现人民参与国家事务的宪法功能。

[28]参见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所以，政治宪法不能仅仅是人民的政治决断，是革命党领导的创制，而且也是一种政治宪政主义，即对于政治权力的约束机制。因为宪法学有别于政治学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宪法不是政治权力的证成，不是为政治背书，而是捍卫权利，是规范政治权力的法则，宪法学拷问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升降于云际本土，志高远而固磐。当然，八二宪法并不像国民党的宪制有一个从军政、训政到宪政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从这个党与国家一体的政治结构中还不能清晰地展示其规范性的明确指向，但正因为如此，这个埋藏起来的规范性才愈发珍贵，政治宪法学才愈要揭示这个火种，因为来自外部的规范对于政治权势虽然具有压力，但只有内生的规范才会富有生命力并最终得以开花结果。政治宪法学必须诉求规范主义，必须从政治现实主义走出来，必须建立自己的驯化权力的规范体系，这才是宪法学，而不是政治学（现实主义意义上的）。

但是，为什么在一般的评论中，或者在两个宪法学的阵营中，又都表现出如此鲜明的理论之对垒呢？而且，本文前述也仍然采取了区分不同流派的立论作为分析与陈述的理路呢？这种情况取决于中国宪法学的理论语境。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是否存在着一个中国体制之谜呢？如果我们把一种政治秩序的规则称之为宪法的话，中国的宪法制度的根子在哪里呢？什么是中国政治的宪法规则呢？或者说，什么是中国宪法的本质呢？宪法与这个权力秩序的规则是什么关系呢？这一系列问题，显然是政治宪法学关注的问题。

一个现代宪法必然是从历史传统中生长出来的，规范也是从这个历史传统生长出来的，没有历史，就没有活的宪法，没有活的宪法精神。总之，尽管对于百年中国的宪制分期有着不同的看法，区分标准也难以统一，尤其是关于几个中国的制宪建国以及人民·革命·党制的认识也难以定于一律，但正视这个问题，持有一种历史意识，这是政治宪法学有别于其他宪法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无论是规范宪法学意义上的，还是宪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在中国宪法的制度框架下，都很难得以有效的证成。在自我定位上，修正案先是增加了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接下来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当然，由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真正付诸实行，其宪法化诉求还蕴含着严峻的悖论，致使政治宪法学对待时代精神的回应还是很复杂的，甚至有些观点是反动的。与新中国制宪史三阶段对应的，实际上是对人民共和国三种不同的理解和定位。显然，我认为陈端洪过于强调了政治的现实主义，强调了非常政治以及政治决断的绝对性，而忽视了政治之规范主义或诉求正义的正当性的一面。高全喜等：《宪政离我们还有多远—纪念八二宪法三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载《战略与管理》2012年第3/4期合编本。

此外，拙著《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以政治宪法学为理论基础，在去年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中，产生了重大的理论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拓展了中国立宪史研究的视野和边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回应。宪法学就是规范主义，就是基于规范主义的法条解释学，就是基于司法审查权的反抗暴政和权利保障。

要知道，中国的宪制是不完善的，需要不断的改良，需要一步步的演进，需要旧瓶装新酒，需要保守主义的创新。这就是改革宪法的深意。

但另一方面，我还要证成政治宪法的时代特征，把政治宪法学与主流的规范宪法学及宪法解释学做出区别，同样要抵御他们抽象而空虚的理想主义或对于政治真相的遮蔽，要把宪法建立在富有生命力的政治之决断和理性之同意上，让规范从政治权力中生长出来，而不是外在地搬运或移植。[33]所以，政治宪法学的中心议题在于规范，即关于政治权力的立宪主义之规范价值以及制度架构究竟来自哪里？   四、规范主义的政治宪法学 应该指出，政治宪法学是讲究宪法规范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宪法学既是一种规范主义，又是一种宪法解释学，而且它与主流的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

其次，在搞清楚中国宪法之为何种宪法之后，就必须面对谁之正义问题。一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或规范主义，大多基于一种个人主义的假设，认为个人的权利与自由是至高无上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对于自由宪政和自由主义的误读，或至少是片面性的理解。改革宪法不是规范主义和文本解释学所能辨析清楚的，因为改革是一个从非常的政治宪法结构向日常的司法宪法结构演变的宪制转型，所谓违法与否不能从抽象的规范和文义上来理解，而要从宪法精神来理解。可以说，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是与历史意识密切相关的，政治宪法学的宪法政治的逻辑，以及其力图揭示的主权、革命、党、人民、制宪、建国、宪法结构、公民权利等宪法主题，都与中国近现代历史有着水乳与共的关系，或者说，政治宪法学的问题意识发生于历史意识，是从现代中国的百年历史命脉中产生、扩展和发扬出来的。

[31] 问题在于，承认了现代宪法的政治性，或宪法之为政治宪法，是否就意味着陈端洪关于宪法的政治宪法学理论就正确呢？在此我是持有疑义的，或者说，我并不认同陈端洪、强世功他们关于宪法的政治观。只有这样，才能达成陈端洪所指出的中国宪法的从生存到自由的精神品性，而他的五大根本法是不可能到达这一彼岸世界的。

《心灵、宗教与宪法》，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所以，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个人至上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与自由主义、规范主义无涉的。

[6]这是一种司法宪政主义的规范性诉求，是宪法解释学与规范宪法学共享的制度愿景，曾以宪法司法化的名义在本世纪初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对美国宪政模式的普通法革命式的制度模仿，这一模仿过程已经不单单是学界的学理性呼吁，而同时得到了中国最高司法机关中的精英法官的呼应，有关典型文献为王磊：《宪法的司法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基本对话状况为：（1）陈端洪受邀赴清华大学法学院主讲《宪法学的知识界碑—政治学者和宪法学者关于制宪权的对话》（2010. 4. 10），林来梵教授和高全喜教授担任主评议人，整个讨论过程的文字稿发表于《公法研究》第十卷，林来梵另有对话感想发表于《法学家荼座》，由此确立规范宪法学／政治宪法学的基本学术对话格局。